來源：財中社APP

12月15日收盤，連跌渝農商行（601077）報6.26元，渝農當日跌幅0.95%。商行配资股配资相較于單日小幅下跌，連跌更讓投資者揪心的渝農是其日K線圖上罕見的“九連陰”——自12月初以來，該行股價已連續9個交易日收跌，商行九根綠柱整齊排列。連跌

在“九連陰”的渝農陰影之下，H股股東抗議、商行董事長長期缺位以及業績降速正在這家萬億農商行內部持續發酵。連跌

H股過半股東反對議案

202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渝農渝農商行的商行議案表決呈現出罕見的分裂態勢：盡管在A股股東的壓倒性支持下，所有議案最終過關，連跌但單純審視H股股東的渝農投票結果，反對聲浪之強烈令人矚目。商行

公告數據清晰顯示，兩項關乎公司治理核心架構的關鍵議案——《關于修訂議案》與《關于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均遭到超過半數H股股東的明確反對，反對比例分別高達58.5%和55.6%。

這意味著，在參與投票的境外投資者眼中，這些涉及銀行頂層設計的修改不僅未能獲得認可，更直接引發了群體性抵觸情緒。

這種強烈的反對信號背后，究竟是哪些修訂內容觸動了H股股東的敏感神經？翻閱長達數百頁的會議文件不難發現，此次修訂堪稱一次對公司治理規則的“大手術”：僅《公司章程》一項，修訂內容就涵蓋321條，其中包括201條修改、配资股配资30條新增及90條刪除，調整幅度之大實屬罕見。

在這些密集的條款變動中，多個細節暗藏爭議。例如，舊版章程中明確規定，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在公告派息日后6年內未領取股利，銀行可行使沒收權力，且該條款附有明確的時間限制與程序約束；而新版章程中，部分時間限制表述被刪除或模糊化，相當于賦予銀行在處理未領股息時更大的自由裁量權。

除了股利處理規則的調整，新版章程對股東知情權的約束同樣引發關注。其中新增條款明確指出，“若銀行認為股東查閱賬簿有不正當目的，可能損害銀行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絕提供查閱”——在公司治理日益強調透明度的當下，這類賦予管理層極大裁量權的“拒絕條款”，自然容易引發境外投資者對權利保障的擔憂。

而《董事會議事規則》的修訂中，一項刪除操作格外引人注目：原規則中“行長、財務負責人及監事不得兼任董事會秘書”的硬性要求被移除。這一修改，實則為目前行長隋軍“一肩挑”多職的現狀尋求制度層面的合法化，也成為H股股東反對的重要誘因之一。

然而，即便H股股東的反對態度堅決且集中，在渝農商行特殊的股權結構面前，這些反對毫無效果。數據顯示，渝農商行A股流通股占比高達77.9%，H股僅占22.1%；而在本次股東大會出席的股份中，A股股東持有的表決權股份總數占比進一步提升至83.4%，H股則僅占16.6%。這種懸殊的力量對比意味著，即便H股股東全員反對，也難以撼動A股大股東意志主導的決策結果。

董事長“候場”，行長“超限”

如果說股價在二級市場的連續“九連陰”是顯而易見的“外傷”，H股股東在股東大會上的聯手抗議是隱痛難忍的“內疾”，那么核心管理層長期缺位，則是渝農商行的“虛癥”。

追溯這場人事更迭的源頭，渝農商行的“掌門人”席位在過去三年多時間里，竟已經歷了四次更替，其頻率之高，在萬億級上市銀行中實屬罕見。

2022年4月，執掌帥印多年的劉建忠因年齡原因辭任。然而，在他退休后，市場并未迎來平靜，反而一度傳出其被限制出境的消息，引發了外界對該行歷史遺留問題的種種猜測。

隨后接棒的謝文輝，在任僅兩年半便匆匆離場，于2024年10月調任渝富控股集團。彼時，市場本預期這將是一場平穩的新老交替，殊不知卻開啟了一段漫長的“權力真空期”。

2025年3月，劉小軍作為“救火隊員”空降渝農商行擔任黨委書記，并于4月和5月先后通過董事會提名與股東大會選舉，擬任董事長。按照慣例，這原本是“臨門一腳”的最后程序，卻演變成了一場漫長的等待。

截至2025年12月中旬，距離股東大會選舉已過去半年有余，劉小軍的任職資格仍未獲監管批復。

相比之下，同樣具有信托背景的華夏銀行（600015）行長瞿綱，其任職資格核準歷時7個月已屬漫長，而劉小軍目前的“候場”時間正逼近甚至可能打破這一紀錄。這種“有實無名”的尷尬現狀，導致他雖然名義上掌舵，卻無法以董事長身份主持董事會；在剛剛結束的臨時股東大會上，執掌話筒的依然是行長隋軍。

在董事長“缺位”的這幾個月里，行長隋軍被迫處于“超負荷”運轉狀態。他不僅要履行行長職責，還要代為履行董事長職權。更令人咋舌的是，自2025年1月原董秘辭任后，隋軍還不得不兼任代董秘一職。

這種集“代董事長、行長、代董秘”于一身的“三位一體”局面，不僅造成了決策層與執行層的高度重合，更觸碰了監管紅線。根據《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規定，代為履職的時間不得超過6個月。截至2025年三季度，隋軍代為履職的時間顯然已經超期。

雖然2025年9月董事會已審議通過聘任譚彬為新任董秘，但因需取得上海證券交易所資格證書及監管核準，正式履職尚需時日。

這種長期“臨時狀態”，對于一家萬億級銀行的合規形象與戰略定力而言，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消耗。

如果說“一把手”的懸空是“頭痛”，那么副行長團隊近乎“換血”式的調整，則讓渝農商行面臨“肢體麻木”的風險。

自2023年10月以來，該行多名資深副行長集中離任，造成了嚴重的人才斷層——王敏到齡退休，董路工作調動，張培宗調往同城銀行，高嵩轉任重慶銀行行長。

更為震動業界的是原副行長舒靜的落馬。2024年3月，分管財會與信貸的舒靜突然被解聘；8月，官方通報其因“非法經營同類營業、挪用公款、受賄”被“雙開”。盡管具體涉案金額未公開，但其違紀行為涉及信貸審批與資金管理等銀行業務的“命門”，這不禁讓市場對渝農商行過往的公司治理產生了質疑。

面對高管層的真空，渝農商行引入了一批“新面孔”。新任副行長團隊中，原重慶銀行副行長周國華、數字銀行部總經理張進、工商銀行重慶渝北支行行長唐莉先后加入，僅譚彬一人屬于內部提拔。

雖然這些外部高管具備豐富的行業經驗，但渝農商行作為扎根縣域的農商行，其業務邏輯、客戶結構與企業文化，與城商行、國有大行存在顯著差異。全新的高管團隊不僅需要時間來修補舒靜等人留下的風控漏洞，更需要較長的周期來適應農商行的特有生態。

規?！翱耧j”，營收“失速”

拋開K線圖的短期波動，回歸財報本身，渝農商行交出的是一份規模優勢穩固但轉型挑戰猶存的成績單。

2025年三季報顯示，該行資產總額已站上1.66萬億元臺階，貸款余額接近7800億元，繼續穩居西部銀行首位。資產規模同比增長9.3%的穩健增速，顯示出其在區域內的吸儲與擴表能力依然強勁。然而，與規模擴張相比，營收端的表現則顯得相對平淡，錄得216.6億元，同比微增0.7%。這種“資產增速快于營收增速”的剪刀差，折射出在行業息差收窄的大背景下，這家萬億農商行正面臨“如何由大轉強”的效率大考。

渝農商行擁有龐大的縣域網點和零售客戶基礎，這是其發展財富管理等中間業務的天然土壤。不過，從三季報數據來看，其非息收入增長面臨一定阻力。

前三季度，該行非利息凈收入38.1億元，同比下滑20.9%。分季度看，降幅呈現一定的逐季擴大趨勢——一季度同比降12.3%，三季度單季降33.7%。其中，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同比下降16.6%，這反映出在市場波動與費率調整的行業共性環境下，中間業務的創收難度正在加大。

在此背景下，傳統的存貸利差依然是其業績唯一的“定海神針”，前三季度利息凈收入占比高達82.4%。然而，這一核心支柱正面臨著長周期的“失血”考驗。

監管數據顯示，渝農商行的凈息差已遭遇了連續五年的單邊下行：從2020年的2.25%高位，一路滑落至2021年的2.17%、2022年的1.97%、2023年的1.73%，再到2024年的1.61%。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這一指標進一步探底至1.59%。短短五年間，超60個基點的息差空間被壓縮，意味著銀行“躺著賺錢”的安全墊正在快速變薄。

面對市場的焦慮，渝農商行管理層在近期接受調研時試圖傳遞信心。官方回應稱，三季度息差已呈現“企穩”跡象，這主要得益于資產端收益率下行幅度放緩，疊加負債端付息率下降節奏加快，促使兩端利率調整趨向相對均衡。管理層預測，若未來市場不發生重大變化，全年凈息差大概率將在三季度基礎上“穩中略降”，且降幅較前幾年會有所收窄。

客觀來看，2025年三季度1.59%的息差水平較2024年末的1.61%確實僅微降0.02個百分點，佐證了“降幅收窄”的說法。但這并不意味著拐點已至——在“穩中略降”的官方措辭背后，息差下行的慣性依然存在。

為了對沖息差收窄的影響，渝農商行保持了較快的擴表節奏，這也帶來了資本消耗的客觀增長。

截至9月末，該行風險加權資產較年初增長14.4%，增速高于同期資產規模9.3%的增速。受此影響，其資本充足率指標出現一定回調：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從年初的14.24%降至12.98%，資本充足率從16.12%調至14.77%。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指標有所回落，但渝農商行的資本實力依然處于行業優等生行列。12.98%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不僅遠高于監管紅線，也優于絕大多數上市農商行，這意味著其擁有巨大的業務發展空間和風險抵御緩沖。

當前的指標變動，更多反映了其在對公貸款（占比達53.8%）等資本占用較高業務上的投入加大，是業務結構調整過程中的正常消耗。

在負債端，渝農商行再次展現了“零售之王”的護城河優勢。

財報顯示，其集團個人存款占比高達85.7%，而公司存款占比不足14%。這種獨特的負債結構，為銀行提供了極為穩定且成本較低的資金來源，是其在息差保衛戰中最大的底氣所在。

不過，硬幣的另一面則是資產配置的考驗。在當前優質資產相對稀缺的“資產荒”背景下，如何將這部分低成本的零售資金，高效地投放到收益率匹配的資產端，成為了管理層面臨的課題。前三季度其貸款增速（8.92%）略低于資產增速，表明在信貸投放層面仍有發力空間。